“自贸试验区不是政策洼地，它是要建立制度高地，首先商事制度的改革，也就是我们政府的服务环境的营造，特别是法制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营造，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也是我们重点改革突破的方向。”陕西省商务厅厅长赵润民在谈及陕西自贸试验区建设时说。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陕西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已于去年12月提交至国务院，自贸试验区建设已经进入挂牌前的筹备阶段。
包括陕西自贸试验区在内，第三批共7个自贸试验区挂牌在即，各地自贸试验区挂牌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开启。
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前两批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2016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代表着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了试点探索的新航程。
2017年1月1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抓紧提出7省市新设自贸试验区区域范围及总体方案建议，履行批准程序后及时对外发布。
据孙继文介绍，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已向全国复制推广了114项改革试点经验。
发布会上，孙继文还表示，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单位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按照“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的原则，深入总结评估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成熟一批推广一批，推动形成改革成果共享、开放成效普惠的良好局面。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自贸试验区“是一个改革的高地，而不是一个政策的洼地”。自贸试验区亦有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之称。
此外，商务部还明确提出要把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经验作为2017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首要任务。
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各有侧重
在这7个自贸试验区落地之后，我国将有共11个自贸试验区。
中商智库副总裁沈云昌表示，设立自贸试验区，都是为了以其为新的引擎，带动各区域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打造新的产业发展高地。
不过，第三批自贸试验区设立的目的与前两批也有不同之处，“前两批更注重相对发达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示范带动作用，第三批更注重打造中西部、东北部各区域的带动龙头，并不是最发达的地区才能建设自贸试验区，相对不发达或者欠发达的地区同样可以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是新时期带动经济提质增效的新模式、新动力。”沈云昌说。
而且，新设立的7个自贸试验区将继续紧扣制度创新的核心，进一步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
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虽尚未发布，但根据已经公布的关于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观察，各试验区确实各有其发展重点和定位。
据介绍，新设的7个自贸试验区中，辽宁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结构调整的要求，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浙江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探索建设舟山自由贸易港区”的要求，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
河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的要求，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湖北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要求，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
重庆市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发挥重庆战略支点和连接点重要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
四川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及建设内陆开放战略支撑带的要求，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陕西省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这7个自贸试验区分别位于我国的东中西部，其中，有三个位于西部地区（四川、重庆、陕西），有两个位于中部地区（湖北、河南），一个位于东部地区（浙江），一个位于东北地区（辽宁）。
“自贸试验区不是为某个地方的发展而服务的，更多的是在这一个地方试点能够对类似的地区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所以，特别强调地域代表性。”一位在实操层面熟悉国家要求的人士在一场学术会议中指出，“在中西部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方进行自贸试验区建设试点，应该能对它的周边地区产生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
自贸试验区要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曾表示，“十三五”建议所提出的“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任务，其中一个是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另一个就是自贸试验区，“在这块我们按照五中全会的要求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复制”。
沈云昌研究分析认为，设立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所侧重的目标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需要更多区域以自贸试验区的形式来促进‘一带一路’上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因此，急需自贸试验区来引领中西部、东北部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二是全国开放一盘棋。从党中央国务院力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角度看，是全国开放一盘棋，已经获批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都属于沿海发达的东部区域，后续通过建设中西部、东北部自贸试验区带动广大的中西部区域加速开放的可能性比较大。”沈云昌说。
“三是加快沿边开放开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沿边的开放开发和发展新形势下的睦邻友好关系，自贸试验区是打造沿边产业发展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促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富民的重要方式。搞活沿边，才能搞好‘一带一路’。”沈云昌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作为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公布的7个地区来看，确实与“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
刘英认为：“如果说上海、天津、广州和福建，分别在金融、京津冀、港澳和两岸有优势的话，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则在“一带一路”上面具有发展的比较优势。”
“新自贸区不仅要复制前面两批自贸区建设的经验，更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设国际枢纽及合作平台，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刘英说。
刘英认为，新设立的7个自贸试验区与也正在复制推广上海等4个自贸试验区的经验，包括负面清单等在内的多项制度创新和改革经验无疑将放大开放红利。
“与此同时，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更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规划，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及管理创新。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实现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能够更好地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刘英说。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认为，今后一段时间将迎来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建设方案出台和挂牌的高潮期。
肖本华认为，2017年自贸区将在沿海和内陆两个方面推进我国对外开放：一方面，有可能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在金融、电信、教育培训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会有较大进展；另一方面，将围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以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改革为抓手，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有较大进展。
前两批自贸区的“试验田”意义
“自贸区带给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退税、速度和安全，从海外发货退税方便了，发货速度更快也更安全。”王晗（化名）在英国做跨境**外贸生意，在天津的自贸试验区注册了一个跨境**公司，他表示自贸试验区确实让贸易更加便利了。
与此同时，“从去年、尤其是下半年开始，跨境**突然井喷式地多了起来”。王晗感觉特别明显的是，从2015年开始，英国eBay和Amazon亚马逊上的中国卖家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出口产品的“海外仓”也变得供不应求。他认为，这一现象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和发展不无关系。
前两批自贸试验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贸易的转型升级。自贸试验区通过积极培育新型贸易方式，打造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逐步探索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环境。
“前两批自贸试验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体现了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刘英认为。
“除带来了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自贸试验区建设还有助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刘英认为。
“前两批自贸区创新了行政管理方式，提升了行政管理水平，稳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并改革‘引进来’和‘走出去’投资管理方式，突出了重点，创新了体制机制，实现了较为有效的监管，完善了各项服务，探索建立了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基本制度框架，建立了适应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要求和贸易投资便利化需求的服务体系。”刘英说。
具体而言，一是自贸试验区降低了投资的准入门槛，为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做准备，有助于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减少甚至将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
二是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三是构建对外投资合作服务平台，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及个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项目等。
刘英认为，前两批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还有助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和创新。
“自贸区深化了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实施业务模式创新，培育新型金融市场，加强风险控制，推进投融资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大做强融资租赁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刘英说。
其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开展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等；增强金融服务功能，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全面开放，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二是提升租赁业发展水平。率先推进租赁业政策制度创新，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
三是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对重大风险的识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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