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大年： 自贸区建设也要功能创新

进入2016年地方两会季，十余个省份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自贸区申报的布局，自贸区战略或将从2013年上海的“一枝独秀”、2015年沪、津、粤、闽“四朵金花”，最终成为“花的海洋”。

作为全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运行至今已有近两年半时间。浦东新区副区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全程参与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简大年表示，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功能创新，而创新一定要来源于企业、来源于市场，才能激发市场活力。

记者：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已经在全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的改革以外，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还有哪些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简大年：自贸试验区很多改革都已经在其他地方复制推广，上海很多先行先试的改革也正在努力推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上海的试验还可以在认识层面提供借鉴，我谈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自贸区一定要强调“试验”属性。

自贸试验区是一个改革开放试验田、是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试验平台。按照这样的定位，才会允许在其开放和改革的推进中试错。我们不能把自贸区仅当成一种示范，而是要在自贸区的推进过程中建立容错机制。

第二，不能把自贸试验区试验的内容和方向局限于对标BIT和TPP，或者对标FTA的谈判。

面对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和变革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自贸试验区应该成为一个开放性、经济性、体制性的试验平台，试验方向应该适应这种变化，而不应该有局限性。

第三，不能把自贸区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监管和政府的全方位改革混为一谈。

要注意的是，自贸试验区的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机构的重构，强调的是经济范畴内整个“放、管、服”链条的打造。当在自贸区建设的推行中，把其他包括社会管理、城市管理等重要领域的改革与自贸区对外开放的经济范畴的改革混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使得自贸区的试验目标不够集中，针对性不强。自贸区更应该集中在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的范畴里来探讨对外开放格局的打造、探讨政府的过程监管。

第四，自贸区建设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

自贸区建设是系统性建设，而不是一个个“碎片化”和“零星化”的“亮点”。自贸试验区所需要的是政府在经济范畴当中面对投资自由化的完整、系统的政府管理的设计，是一个能够体现对企业的“放、管、服”的全过程。

“碎片化”和“零星化”的亮点并不是自贸区试验的核心，因为这样很难真正在市场当中做到全过程的监管。自贸区最终要看是否留下了体制机制的体系框架。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老”问题，就是自贸区建设的协同性。

可能我们对于协同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比如，对于信息平台和信用体系的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各个部门对于信息平台的互认和提供，还有信息平台本身和市场监管之间的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最终打造一个动态的信息平台。

协同性是信息平台打造的前提，而信息平台本身的应用性是一定要下功夫解决的，不解决这个问题，过程监管就是一句空话。目前新兴金融行业暴露出来问题，其实也体现出过程管理的问题。而随着我国今后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怎么实行过程监管，这将是自贸试验区建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记者：上海在2020年要基本建成“四个中心”，自贸区与“四个中心”良性互动的关键是什么?

简大年：无论是自贸区建设，还是“四个中心”建设，国际化都应该上升到很高的高度，因为在我看来，国际化是这些战略共同推进的良药。

一个地方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国际化的问题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系统设计，是一个顶层设计。比如新加坡，货物通关几秒钟，这是一个系统的设计，有信用体系的设计，信息平台的设计，整个过程监管的设计，甚至有适合这个地方的主客观情况的社会力量的参与。

记者：现在市场上有种声音，说自贸区“叫好不叫座”，企业感受不到自贸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简大年：这就是自贸区除了在制度建设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功能创新。

功能创新是一种更加直接的生产力的创新，平台的打造，功能机构的引进，新的商业模式的缔造，都是一个更加直接生产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制度红利的表现。我们所认识的制度创新和简政放权，不应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一定要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这样才能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

因此，制度创新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功能创新，而且制度创新、功能创新一定要来源于企业，来源于市场，应该满足企业的需求，改善企业的营销环境，使企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有了降低成本，效率提高的结果，制度创新才能得到企业的响应，才能得到成功的评价。

所以，自贸区的推进，要制度创新，也要功能创新，注意企业的需求，最终效果归属于企业才是自贸区建设的路径。所以，我们的金融改革一定要落地，一定要落实，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资金池、对外投资，一定要让企业在利用当中获得实效。

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认识什么是自贸试验区。